1939年秋天，毛泽东要到离杨家岭5公里的马列学院作报告。学院领导派了4个人去接他，他们走到半路时，毛泽东已迎面而来。当主席得知这4个人是到杨家岭专门接他时，连连摇手：“1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又说：“你们4个人是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来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4个人都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摇摇手说道：“那才不像话呢，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凤辇；官僚出行，要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作风，不要接接送送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当时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地区）。”

“西安作风”是当时国民党的官僚和军阀作风 ，而“延安作风”则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其主要内涵就是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时下，有的干部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下乡检查工作时，行要专车接送，吃要山珍海味，住要高档宾馆，玩要丰富多彩，实地考察时还要多人相伴，似众“星”拱“月”。群众将此下基层谓之为“吓基层”。何以至此？这主要是在“下”字前面加了一个“口”。凡“口”者能说会吃，而上级部门的“口”更是非同一般，说出来的都是“指示”。一些下基层的同志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熟悉基层的实际情况，却往往信口开河，使基层干部执行起来左右为难。对上级部门“口”的另一种功能——“吃”更不能等闲视之，在招待上必须上规格、上档次，这被某些机关干部视为基层对上级的热情和尊重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基层要办的事是“卡拉”还是“OK”的内在标准。为此，作为基层的干部群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精力上都觉得压力很大。如此“吓基层”，恐怕只能与基层干部群众的真正距离越来越远，感情越来越淡。“下基层”与“吓基层”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为此，作为上级部门的一些同志下基层时，要十分注意自己这“口”字，不仅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而且要言之有情，像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那样口里多念叨百姓的困苦，心里多一份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不但要“身入”而且要“心入”，听民声，察民情，问民苦，解民难，这才是基层所欢迎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而千万不要将“公仆”变为“供菩”——被人供奉的“菩萨”。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下基层轻车简从，这种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犹如一缕清风沁入基层干部群众之心。当前，省市县相继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若干规定和具体落实办法，地方组织在“党代会”和“两会”期间均表现了节俭和务实之风，从上到下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注重作风建设的氛围已经形成，让人民群众看到当年久违的“延安作风”已悄然回归，优良的党风凝聚了党心民心，带动了政风和民风。

“延安作风”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环境，但它已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党魂之所在。时代呼唤“延安作风”的回归。

 让“延安作风”代代相传！